“回忆起插队生活的种种艰辛与乐事，虽已忘记那都是发生在何月何年，却都清楚地记住那是在怎样的季节。在早春的风沙里掏地，在盛夏的日头底下放牛，在斑斓的秋山中采食野杏和杜梨，走几十里雪路去拉炭或去赶集，洪水蛮横地夺走了成熟的麦子，苍凉的唢呐声依然迎来喜庆的年宵。春夏复秋冬，那些情景永远储藏进记忆，没有日期，只与季节的消息融为一体。”
——史铁生
广大知青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，为农村的建设、边疆的开发作出了重要贡献。但是，上山下乡运动也产生了一系列严重后果：大部分下乡知青在生活上不能自给；许多知青的婚姻、住房、医疗、学习问题得不到解决；知青下乡加重了他们家长的经济负担；安置知青的国营农场人满为患，劳动生产率逐年下降；在人多地少的农村社队，还形成知青与农民争口粮、争工分的矛盾，等等。这些问题，严重困扰着党和国家领导人。毛泽东曾两次作出批示，要求解决知识青年问题。但由于上山下乡运动固有的矛盾，知青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。
很多知青下乡后，看到农村以及农民的落后、贫穷、丑陋、愚昧，大为震惊。革命是这样的吗？社会主义是这样的吗？人民当家作主是这样的吗？在相对远离了城镇喧嚣的革命气氛的农村，农民纯朴忠厚诚实，也感化了知青，或者说软化了他们在长期革命教育下已僵化、硬化的思想与感情，多了不少人性与人情味。知青所受到的最有意义的影响就是：认识了真实的农村与农民，认识了社会的真相、人生的真谛。但同时，信仰崩溃了，理想破灭了，对前途深感茫然。于是，情绪消沉低落，思想消极悲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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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山下乡运动也阻隔了知青们的婚恋生活。在上山下乡运动的早期，知青大多还只是青少年。革命的禁欲主义或领导的阻止使他们大多没能谈恋爱，因为考虑“个人问题”意味着小资产阶级情调和革命意志的衰退。当下放把他们拖入20多岁时，对永远留在农村的恐惧阻止了他们谈恋爱。国家没有法律或政策不准知青谈恋爱，但当招工、招生、征兵从不招已婚知青时，人人都懂得结婚意味着在农村过一辈子，而不想这样过一辈子的不仅不能结婚，最好是连恋爱也别谈。但不谈恋爱使许多知青在回城后仍是单身，或已超过了婚姻的最佳年龄。
据记载，1977年，黑龙江省有30多万知青已超过了国家提倡的男28女25岁的晚婚年龄，70万尚未回沪的上海知青中90%人也已在晚婚年龄之上。他们都为等待回城而没有结婚，而法定的婚龄只是男20女18岁30。当1980年代初知青一代已回城时，连在中国做妇女研究的美国学者韩起澜（EmilyHonig）与贺萧（GailHershatter）也发现：知青的回城为城市带来了“一个大量、大龄、单身、不满的群体”，并造成了城市大龄姑娘的大批“过剩”，因为这些姑娘已在农村耽误了婚姻最佳年龄31。1983年上海有12.7万30-39岁的未婚“青年”，天津有6.5万30岁以上的单身男女，其中约40%是回城的知青。而回城知青“大龄姑娘”的不幸身世尤其瞩目，以致连中共中央也得指示各级地方党组织做好“红娘”。【更多】